信息时代的阶级、种族与国际关系(转载)

  ★ 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那些跨国公司。
      ★ 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的前景令人
      ★ “西方各民族必须吊在一根绳子上,否则我们就会被一个一
      ★ 信息技术也给煽动种族主义提供了便利手段。
      ★ 信息时代跨国公司进一步巨型化。
        家。
      ★ “文明冲突”只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委婉语。
      ★ 信息时代却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宗教开辟了新的
  
    本文即试图对未来社会的这些大轮廓作一些大胆的、不成熟的预见,笔者认为,这已经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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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他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所著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③。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
    ③Ernest Gellner:Nation and Natioanlism,1983,Basil Blactwell Ltd.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内的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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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感知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他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⑤。该书以详尽的统计数据支持上述观点。
    ⑤Richard J.Herrnsteinn,Charles Murray: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1994,Simon &Schuster Inc.,New York
    智商将成为凌驾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惟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还不仅仅限于智力一个方面。然而,信息技术很可能使得智力占据成功要素的极大百分比。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无论在地理上相隔多远,都能随时交往,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人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的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你个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智能。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制造“虚拟容貌”去吸引人;你的气质、脾气、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虚拟交往”与直接交往不同,在这里,智能往往能掩饰你的其他许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整个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也不要紧,信息社会――互联网络是其最好的代表――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块,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他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力,信息时代的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力,如打进别人计算机网络,对自己的用于犯罪目的的通讯进行保密等),就连愉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在信息时代,这句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不公平的。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EQ)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于它如此关注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最早发明开科取士制度的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这样认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们也这样认为。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划分开?很多人对这样的划分表示担忧。特别是,按智商划分人显然是一种直接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进行的极为本质的划分,一旦社会环境给人们创造了进行这种划分的条件,人们就很难再做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而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的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是令人担忧的。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力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信息时代恐怕也不会例外。实际上,今天计算机的普及是由于人机界面的不断改进、不断变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真正懂得计算机,能够在信息空间中防护自己的人的比例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绝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是不懂计算机的。更进一步说,懂不懂,懂多少计算机还不仅仅是个经验的问题,它确实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其系统越来越复杂,因而要懂得它(我们可以给“懂”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懂”不是指什么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间中自我防护的能力。这个定义不准确,但可凑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来越高,因而能够掌握它的人数比例反而会越来越小。防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报酬(我们可以把有这个能力作为“懂”的另一个定义)。很可能你不能,你只能用电脑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信息空间里面的大量的专业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再就是用电脑打打字,或者用互联网络发发电子邮件。你不懂,你就受人摆布,你就没有权力。软件是这样,更不用说信息技术的硬件了。那些通讯网,那些芯片,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管理,无一不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很可能,信息技术将打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一张网结构,而是两张网结构。一张是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平等的网状结构,但他们的这张小网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张是大网,低低在下,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张大网里。
  
  种族的界限仍是最为牢固的断层线
    当我们考察信息时代时,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具有信息时代特点、最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还要考察其反面,那些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就世界政治地图而言,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恐怕莫过于种族之间的断层线。其他东西,如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国家等观念的成分比较大。观念成分大的断层线易受信息时代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而以人的体形特征、遗传学构造这些最为基本的差异为基础的断层线――种族,则要经过更为漫长的时段才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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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我是从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上找到这个文件的。
    关于人类遗传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智商差别的研究,始终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在几十年前,欧洲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他们有可能与非洲人享有共同的祖先的想法极为反感。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写道:“当1931年我的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⑩后来,那些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说法销声匿迹了,这固然是由于生物学、考古学的进步戳穿了那些谰言,但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族主义为人类主流社会所不齿。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及一般大众都倾向于缩小而不是夸大人类的种族差异,特别是涉及到遗传学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以及智商这个有关人类自信与自尊的敏感领域。《钟形曲线》的作者们就曾抱怨:一些敢于发表其对于人类种族智商差异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被打成了“贱民”。人类主流社会,特别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他们真诚地希望世界各种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要去多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但如果差异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把差异摆出来,并加以探讨和研究,认真估量这些差异可能造成的结果,以谋取解决之道,比掩盖差异好得多。这在信息时代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信息时代什么都掩盖不住。
    ⑩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其实,就目前科学家所了解的事实看,种族差异并不像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所说的仅仅是“皮肤那么厚”(only skindeep)。说“种族差异仅仅是皮肤那么厚”或者说爱尔兰人、中国人、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名称仅仅是“文化标签”(“cultural labels”)的主要根据是,人类基因的群内差异远大于群间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多说几句,以使不太精通统计学的读者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要考察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身高差异。我们发现,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身高差异是很大的,如刚出生的女婴和郑海霞比;但把女人总起来看与男人总起来看,则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但你不能说,男人和女人作为群体在身高方面没有差异――只不过是群间差异比群内差异小。
    如此难消除的差异当然会造成断层线,即使是在信息时代也一样。
    种族主义:远未消失的幽灵
    正是因为种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极易辨认的差异,所以种族歧视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顽症。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与自己在外貌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其他种族。当然,在同一种族之间也经常发生相当残酷的战争、屠杀;在被称为不同种族,实际上体质差异并不那么明显的人群之间也发生残酷的屠杀和“种族清洗”。但是,这些屠杀和“种族清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白人与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时对他们的奴役、屠杀和种族清洗那么残酷,那么干净彻底。谈到种族清洗,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犹太人在西方主流文化占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智商高?),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则无法发出那么强烈的声音而已。白人与亚洲人相遇时情况也是十分残酷的,但因为亚洲各民族在文明(或者说是科技)发展阶段上比黑人和印第安人高,所以才没有落到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而黑人之所以也没有被完全灭绝,则是由于他们身体更强壮,更适宜于在种植园中当奴隶)。
    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最近,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潮流,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不光是新法西斯主义“光头党”,右翼政客,而且有著名学者,都在唱这个调门。其基本点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非西方人)更优越,但我绝不允许他们掺和进来⑾。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 Megret在他的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⑿写了《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最近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适的”的文章,也持类似的观点⒀。过去西方人讲西方的优越性,讲全世界都得皈依西方文化,现在则讲独特性了,讲非西方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西方化。中国有些不求甚解的人甚至写文章为此而欢呼:这难道不是进步吗?你瞧,现在连西方人都承认我们自己的非西方文化也有存在的价值了。实际上,亨廷顿这篇文章的主题根本不是承认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大声疾呼西方各国团结起来,一致与非西方国家对抗。他呼喊道:“西方各民族必须吊在一根绳子上,否则我们就会被一个一个吊死!”这充分表明在西方种族主义的抬头,而且像亨廷顿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在或多或少地加入它的行列。
    ⑾陈燕谷:“从种族到文化”,《读书》,1996年第10期。
    ⒀Samuel P.Huntington:“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Affairs,Nov/Dec,1996
    种族主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还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哪种成份大一些?我们不得而知。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其根源为何,种族主义或种族灭绝在历史上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比如美国,它今天之所以没有像英国北爱尔兰那样的问题。或是像加拿大魁北克省那样的问题,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它是各民族友好融合的大熔炉,而是因为它干净彻底地灭绝了印第安人(还剩下一些,但已构不成一种力量)。试想,如果今天的印第安人数多一些,他们就很可能对白人高呼着“从哪来就回哪去”并到处扔炸弹。
    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差异
    种族差异肯定是有其生物学根源的,但它确实也有文化标签的成份。比如我们曾提到过:澳洲土著看来与非洲黑人十分相像,实际上却是在遗传上相距最远的。种族差异给人的感觉以巨大影响的恰恰是外表的差异。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那样,信息时代使得人类除了智能之外的其他特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息时代人类极为频繁的跨国、跨洲信息交往也必然会大大冲淡种族差异中的文化差异部分。这就使得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间的差异或不和。有较长网上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在信息空间中,人们多半不会关心你的肤色、种族、国籍、性别、年龄等所有这一切,把人聚合成不同群体的原因纯粹是思想的相投与否。亨廷顿大概是没有网上经验的。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找不到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他确实不理解信息时代。一个张口国际关系、闭口东西方文明的著名学者,对信息时代对于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居然不加考虑,这不能不令人对于他的观点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
  
  
  
      问: 这些样本(指采集的各种DNA样本)能够被用来制造针对特定人
      答:现在所有已知的技术都无法利用遗传学进行种族灭绝。根据我们
    责并禁止任何将数据用于此类目的的努力。该项目的高度透明性及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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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种生物武器不能精确识别,那么,又有谁敢使用它?政府也许不敢――除非到了非同归于尽不可的时候,但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组织也许就没那么负责,那么理性了。
  
  
  
    识形态之争显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并可能分裂人类,其矛盾的尖锐程度
      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将主要用于――至少在一般时间里――世界
    戏剧性的差距。的确,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能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质的遗
    层人士所采用(贫穷国家里的少数的类似的上层分子也可能采用)。从而
    (在某些方面会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种族纯化的冥想)⒂。
    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1、92页。
    遗传工程完全有可能将精英集团的权力、财富等“固化”到他们的遗传密码中去。那时,精英集团不仅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如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与一般大众隔绝,而且在人种上也与一般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这将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断裂。
  
  
    但在信息时代确实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国界,削弱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的垄断权。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则要求国家继续发展其效能。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些因素。
    国家应该有多大?
    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在一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的开首第一句话就是“民族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⒃。这个说法在目前是十分典型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否则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为什么一方面要搞欧洲联盟,甚至货币都要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却像纽豪斯所说的那样,欧洲许多城市等其他级别的政治实体另搞一套,自己串联,不再听命于国家,也不再指望国家。
    ⒃John Newhouse:“Europes Rising Regionalism”,Foreign Affaira,Jan/Feb.,1997
    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跨国界活动越来越多。“经济一体化”这个词我们听得很多了。信息技术当然是“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并且使其更为彻底。而单个国家在直接管辖“一体化”的经济活动,包括贸易问题、劳工福利标准、消费者权利等许多方面都力不从心。另外,在许多方面,如立法、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等等,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界越来越模糊,国家越来越不管用。仅举几个小例子。比如赌博,美国一些州是不准赌博的,但聪明的赌场老板把网上赌场设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实只要搬一个服务器过去就避开了美国的法律。还有版权问题,对于网上出版物来说,哪里版权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里去。信息技术使得许多立法、司法与执法问题变成了跨国界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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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⒅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近代以前,国家并不具有对于武力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国家内的贵族、军阀等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往往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统一号令(秦统一后的中国这种现象要少一些)。然而,到了近代,国家已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它的武力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⒆。其他单位往往是不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武力的,而非法地拥有武力的那些集团,如匪帮,其规模与能力也往往无法与国家相匹敌。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反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才强大到足以与国家相匹敌并推翻原有的国家。但在这些特殊场合,战而胜之的力量往往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于是国家又恢复了对于武力的垄断。今后,情况则将发生变化,虽然国家的武力仍将占有极大的优势,它却将不得不认真地对待非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一趋势已日益明显。
    ⒆Ernest Gellner:Nation and Natlonalism,1983,Basil Blackwell Ltd.
    在美国《新闻周刊》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中,32%的人认为在21世纪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来自国际犯罪与贩毒组织,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四位才轮到民族国家:13%的人认为是中国,4%认为是俄罗斯,1%认为是北朝鲜⒇。这是美国一般民众的感觉,而美国军方对于非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认真看待的。美国陆军在一份关于21世纪陆军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书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21]。在它的第二章第二节“未来敌人的特点”的B段“非国家力量”中写道:
    ⒇Newsweek Poll:“Livingin the 21st Century”,Newsweek,Jan.27,1997
  
    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
      (1) 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
      (2) 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他们所属的国家无关。这些实体
    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之所以能够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从头到尾掌握全套武器系统的技术和制造。其他集团可以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一些武器,如枪支、炸药等,但数量少,破坏能力有限。相形之下,在古代社会,制造武器的技术十分简单,国家便难以进行垄断,但那时的武器破坏力不大,武力的主要基础是组织、动员能力,而不是武器。信息社会使得武器技术一方面十分开放易得,另一方面其破坏力又极大,这就给了非国家武力以全新的活动舞台。信息时代要求有前途的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开放系统才能适应技术的迅速升级,并与别的系统相衔接。单搞一套的专用系统是绝对无法与无数家企业,无数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开发的开放系统相竞争的。现代的整套技术系统是如此之昂贵、庞大,即使是美国军方,也难以单独开发、单独使用。因此,现代技术系统必须走军民双用的道路,而且对所有消费者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从市场上买得到的高科技产品来制造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托夫勒曾提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中安装的有线电视盒中的高精密码加密技术可用于导弹导航;任何人有钱都可以从俄罗斯、法国、日本甚至美国订购到太空监测影像服务,精度比70年代军方所拥有的技术要好得多(俄罗斯提供的服务分辨力达到5米,不久就能提高到1米,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商业购买就获得精确度达到1米的诸如军队坦克、导弹部署位置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高度流通,制造许多武器的专有技术已经大大扩散了。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毒品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990年提供的数字说,世界上大约有3000亿美元是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英国国会国内事务委员会1989年的一份报告说:估计有18亿英镑的毒钱流过这个国家[22]。联合国的官员们最近估计每年犯罪集团的收入为7500亿美元,其中4000~5000亿为毒钱――美国缉毒局估计[23]。这些都是富可敌国的数字,从中抽出一些来搞武力真不是太难了。全球联网的银行系统十分有助于这些钱的转移,一笔钱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走十几家银行。更为可怕的是,将来可以在某些对于银行管制不太严的热带国家建立“网上银行”,这样,国家不仅收不到税,对于钱的流向也一无所知了[24]。更进一步说,随着加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建立正式银行之外的地下银行系统――在中国传统的帮会中就有过类似的系统,但如果能够结合上现代网络及加密技术,当然就会如虎添翼,并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共同接受的惯例。
    [22]Nigel South:On“Cooling Hot Money”:Transatlantic Trends inDrug-related Money Laundring and its Facilitation,1995,安全社会委员会提供,其网址是:
    [24]Steven Levy:“The End of Money?”,Newsweek,Nov.6,1995
    除了钱,还有组织能力。有组织的犯罪过去的规模就不小,但现在的趋势是跨国犯罪组织建立跨种族、跨文明的“战略同盟”关系[25]。现代通讯技术的迅捷及金融系统转移金钱的便利和隐蔽无疑地促进了这种联合并使之效能大大加强。在这个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是足以和多国政府周旋一番了。实际上,只要非国家力量能在技术、金钱、组织力量上与国家缩小差距,由于它们的灵活性、隐蔽性、无疆界性,非国家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对于既跑不了又得对许多事情负责的国家的优势。
    [25]Phil Williams:“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StrategicAlliance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95Winter
    然而,与信息技术结合得最紧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非政府武力还不是上述以金钱多、规模大为特点的犯罪组织。实际上,随着社会走入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网络的依赖加强,一个个人,只要极少的金钱,就可以实施对于国家的“战略进攻”。
    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
    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1997年的1月/2月号上发表了Jessica T.Mathews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转移”,专门论述非国家参与者在新的时代的国际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26]。这些非国家参与者之中首先是“非政府组织”,即NGO。Mathews的这篇文章认为,NGO在今日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即使是那些大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也得与它们合作。NGO不但在民众中影响大,而且具备许多政府及正式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的许多专业知识,因此,政府和正式的国际组织在解决许多问题时不得不求助于它们。另外,在许多国家,NGO提供着许多政府没有提供或提供得不好的服务,如城乡社区开发、教育、卫生保健等――特别是在政权不稳,政府无暇顾及这些事务的时候。有些NGO钱不多,但影响很大,但有些NGO钱也不少,如提供各种服务的巨型非政府组织CARE,年预算达4亿美元。
    [26]Steven Levy:“The End of Money?”,Newsweek,Nov.6,1995
    Mathews认为,新技术对于NGO的新的急剧增大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指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使得NGO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另外,她还从新技术的特点的角度分析了更为广义的组织形式变迁。她说:
      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由
    于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
    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的地位。在网络中只有许多节点,在那里一堆
    还有犯罪卡特尔,全都准备充分地采用了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的精
    容的组织模式。
    实体,包括我们现在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非国家实体,而不是国家。新技术
    恰恰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新技术消除了问题和机构与一个固定
    团的相对依附,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社团中最杰出的就是民族国家。
    以上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信息时代有两张网,而不是一张网,这两张网是相对隔离的。总体上来说,信息技术将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但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认知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会比等级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仁慈。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信息时代也许还有些其他因素将加深隔阂,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的担忧。
    跨国公司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政府的角色,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经统治过整个南亚次大陆,并引起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另外还有日本的“满铁”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它们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组织,而是插手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后来,由于人们对于跨国公司插手其他事务产生了反感和警惕,它们才开始约束自己。今天,随着信息时代国家疆界的进一步模糊化,跨国公司很可能将插手多方面的事务。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信息优势,因而很可能将成为21世纪具有极大力量的多功能实体。跨国公司插手政治、军事等事务,曾经有过极其黑暗的章节,在新的篇章中,也许有黑的,也有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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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精英集团多倾向于国际主义,而下层阶级多倾向于排外主义,这是古来已有的倾向,并不局限于信息时代。美国有位学者曾反复给笔者讲这个道理,他说自威尼斯那个时候就这样,你决不能指望着精英集团爱国,因为他们不需要国家,在哪住都是过好日子,没有必要爱国;而排外的、反对移民的,多半都是下层阶级。
    真正需要一个固定国家的保护的,是那些没有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他们必须依靠社团的力量,而最强大、最靠得住的社团就是国家。当然NGO 往往也发挥着保护弱者的作用,也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比国家干得还好,但毕竟力量有限,范围有限,可靠性也不那么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弱者最需要依赖国家,但国家的中坚力量可不是由弱者组成的,国家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地属于精英集团(NGO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靠为公众提供保护和其他服务而领取回报。
    国家的断层线在有些地方是与种族、文化的断层线相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又会有更多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的保护。例如,在非西方国家中,可能会有不少如果生为西方人则以任何标准看都应属于精英集团的人,由于其肤色、文化、语言等因素,走出了国门就会遭遇种种困难,至少是得不到应得的待遇。因此,国家对于他们也不是无所谓的。譬如中国人到了美国,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也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但总是感到某种种族或文化上的隔阂,因而仍旧认同于中国,希望中国强大。更多的人是很可能得到的待遇比应得的要低(也许从绝对值上看已经不低了,已经超出了美国的中等水平了),因而也感到了一种与当地优势种族之间深刻的隔阂。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种族或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娱乐业,这也是一个在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并聚集着极大财富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未来聚集着最大财富的地方),但这个领域与纯科技产业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等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领域并非白种人独占,如黑人就占有重要位置(但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位置很可能会失去),但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就很少能够插足。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领域也将越来越为智商因素所决定,这时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无论如何,一些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当这些差异与国家的断层线相重合时,处于弱势的集团就很可能需要国家的保护。这与弱小的工业往往要求国家的保护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
    该文对自80年代至90年代从逆向种族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整个过程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弱者更依赖于国家。弱势种族也更依赖于自己的国家。
    国家与高科技群岛的结合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家代表着传统的强大力量,过快的变革多半会削弱它的权力,因而它有保守的一面。而科学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求新、求变,不怕变化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对于变化持支持和乐观的态度。当国家发现科技的变革将威胁到它的权力基础时,它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抑制这种变革而保住自己的权力,也保持住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做法有时也许是妨碍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也许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美国政府拼命地抑制民间对于加密技术的开发使用,这恐怕是妨碍了科技发展(但也只能在美国领土范围内妨碍,这方面的公司已纷纷迁往国外)。但各国政府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作某些限制恐怕就是绝对必要的。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虽然我们前面说过弱势阶层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但反过来说,国家却决不是专门保护弱者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比他们与弱势集团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只不过保护弱势集团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罢了。从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角度说,它也必须与强势集团――在高科技时代则特别是与认知精英集团紧密结合,为他们服务才行。为了生存,国家将不遗余力地将高科技产业拉到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来。美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成功的。它利用自己在高科技方面领先一步的优势,把世界其他各国的认知精英全部都拉到美国去,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未来的世界地图上的高科技群岛很可能高度集中在美国,其次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他地方则只是星星点点。如果出现了智商断层线与国家断层线完全重合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的裂痕就更深刻了,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弱势国家及其国民也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的无政府状态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帝国,无论是实行严密控制的还是松散
    主教、行会,还有城邦,对同一块领土行使相互重叠的世俗权力。这是一
    清楚的等级化国家秩序。
    渡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与正在演进的体系同时并存。国家将制定规
    出决策。在利用企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去处理国家没有能力或不
  
    美国的“校园――航空公司爆炸杀手”在其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中写道:“体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体制是由技术必要条件引导的。”[29]他的这个论断是十分精辟的,虽然他杀人是太不对了。信息技术必然会给国家形态带来巨大变化,国家即使仍然十分强大,也必须顺时顺势而动,才不致被技术革命所抛弃。
    [29]“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全文中译可从刘怀昭、王小东所著的《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一书中找到。该书由知识出版社1996年出版。
  
  
    在高度信息化的21世纪,照理说应该在文化方面是高度融合的:计算机网络将大大促进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思想交流,在这种完全消除了距离和隔阂的大规模交流中,不要说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就连语言都会趋同。怎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或“文化”的断层线反而会那么重要呢?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
    亨廷顿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行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他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封面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亨廷顿对于世界大格局的认识: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中国太极图;新月与太极图紧紧挨着。
    [30]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der,1996,Simon and Schuster
    亨廷顿根据其理论构想的21世纪文明冲突场景
    根据上述“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推演出一幅什么样的21世纪的“文明冲突”场景呢?亨廷顿在书中自己为我们推演了一个。这个场景很重要,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理论所能推演出的结论去判断其价值。
      2010年(还有十几年了,我们多半都看得见),美军撤出了已经统一
    持事实上的独立,但公开承认北京的宗主权,并在中国支持下按照1946年
    大部分是由中国,但也有一些越南控制的地区由美国公司开发。由于投射
    海域。在中越两国军舰之间爆发了战斗。中国入侵越南。越南要求美国的
    它不能接受中国对于越南的征服,呼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并派出了它
    并对战斗群进行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斡旋停火的努力失败,战
    美国无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宣布中立并且封锁了美军基地。中国的潜
    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河内并占领大部分越南领土。
    始了,并且没有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使用这些武器。双方都对核攻击有恐惧,
    国控制不控制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在美
    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想援引在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的模式退出战争。
    国所需的代价太大,还是谈判结束战争为好。
    困在东亚的机会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进攻。在开始阶段,印度得手了,但
    有素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游击队从两面夹击印度军队。巴基斯坦和印度都
    反抗美国的初步胜利在伊斯兰世界激发了大规模的反西方运动。在阿拉伯
    阿拉伯世界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而大量裁减了的美国第六舰队无
      中国和美国都力图获取其他重要国家的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胜
    了亲中国的“积极中立”,然后又屈从于中国而成为交战国。日本军队占
    国军舰不时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与俄罗斯签订
    莫斯科对于中国主宰东亚的前景十分恐惧。当俄罗斯采取反对中国的立场
    中国于是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崴、黑龙江流域及东西伯
    控制的蒙古出现暴动。
    更倒向中国以确保其来自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的石油供应。在
    方的石油已经是星星点点了,而西方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
    控制扩展到在其南边的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
    和经济支持外,却不想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和伊朗却害怕西方国家最终会
    以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并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卷进来。
    效果一样,这次也不例外。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些部署,北约理事会宣
    在历史上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保卫者的地位,入侵了波斯尼亚。克
    了他们20世纪90年代未能完成的种族清洗事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想帮
    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从阿尔及利亚发射,在马赛爆炸,于是北约对北非
      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为一方,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为另一
    导向谈判停火,但这样做解决不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
    岸线对中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区发动进攻。西方可以选择从西面打进中国。
    西伯利亚的入侵和控制穆斯林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予以合作,并鼓励西藏人、
    亚打过长城,打到北京、满洲里和汉族心脏地带。
    或是最后俄罗斯和西方军队进军天安门广场――其更广泛的、长期的后果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现在又从西方向东方回归的权力,
    战的文明。由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被毁坏了,路就为印度让了
    原则重新塑造世界了。很多美国公众会把美国受害的责任归咎于盎格鲁―
    由于未参战而繁荣起来的拉美国家许诺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进一
    出大批人群去吞食残存的东西。在亚洲,如果中国、日本、韩国被战争毁
    变成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治理东从新西兰,西
    气的中国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世界的政治中心都将向南移。
    对于上述场景你怎么看?可信吗?我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战争是因争夺实际利益的原因引发了,但在战争中,似乎每个国家都犯了“文化狂热症”,竟然按“文明”的断层线结起盟来。在这一场景中,最离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的力量――我倒真希望中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有了这力量可以不打仗,可以去干点别的;第二点是中日结盟――我看这种可能性只能出现在西方人发明了具有种族识别能力的生物武器,要把黄种人一块灭绝的时候。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假设与基本逻辑都是错误的。“文明冲突”只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委婉语。
    还存在儒教文明吗?
    在亨廷顿的世界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儒教文明,以及其核心国家――中国。然而,中国还是一个儒教国家吗?这一基本点本身是大可怀疑的。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对于儒教进行了全面的谴责,有时甚至是极不公道的诋毁,直至60年代还有“文化大革命”、80代还有“文化热”对于儒教的全面攻击。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崇拜西方文明,有时甚至把西方文明美化到了超过它实际所具有的一切优点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这一思想流派,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那一思想流派,但都是西方文明中的一部分。有人会说: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是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大泛滥。这种说法曾十分流行。然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如果你把它的主要符号系统摧毁了,它的实质内容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摧毁是不遗余力的,甚至连文物古迹、文章字画这样的文明残片都不许留下来,你怎么能说“文化大革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那里主导呢?这种说法竟然能够为许多中国人接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中国儒教文明是早已被毁灭得干干净净了。因为你可以如此不公正地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儒教文化头上,却没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出于一种不公正感而予以反驳,更不用说还有几个卫道士了。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把什么错处都归到中国传统文化头上,什么优点都归到西方文化头上。
    在制造“儒教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神话中,亚洲人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亚洲的政治家们出于为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制造了所谓“亚洲价值观”的神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发泄挫折感的冲动,制造了所谓“中国文化”使中国专制落后的神话。只有少部分“新儒家”是真心地相信儒家思想,但是听他们的人极少,政治家有时支持他们也只是为了利用他们而已。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看,他们自己确实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感召力的思想。
    实际上,至少是曾经作为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中国,拼命地向西方学习,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方的一切,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达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亨廷顿对于儒教文明,对于中国的现状了解并不多,他却知道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并以此证明文化的不可更改性。然而,“中体西用”自“五四”起就被不断地批判。有些中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应该搞“西体中用”,其实,“西体中用”也只不过是个幌子,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希望的是“西体西用”――当他们听亨廷顿教授说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子就像他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改不了,没救了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沮丧啊!
    当然,儒教文明作为不久之前还是世界上的一种主要文化,它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思想、文学典籍、艺术、建筑、音乐等遗产,在未来,这些东西也许会成为全新的文明的种子,但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伊斯兰文明可能是惟一较大的例外
    其实,自18世纪以来,整个世界从文化角度看就是在不断地西方化。但伊斯兰世界可能是惟一较大的例外。直至70年代止,伊斯兰世界也是在不断地西方化。无论是埃及、伊朗还是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在其国内是西方化的代表而不是伊斯兰的代表)都是全力西方化。然而,以伊朗革命为代表,在7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了反对西方的思想和行动风暴。其背后的原因应由比我更有资格的专家们去探讨,我所知道的是,惟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因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同,它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文明,因此,它和今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式大众文化一拍即合。
    ——–
  
  
  
    那么,为什么又要谈论种族的断层线呢?这一方面可能与最为根本的动物的生物学内驱力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越来越强烈的分享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的要求的忧虑。西方人在过去几百年中独占了这个星球上的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其他种族,特别是东亚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使得这些非白人种族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种族越来越有力量索取这些资源。
    然而,仍有一部分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从外部和内部(亨廷顿的方案是在西方世界与外部之间划清地盘,西方国家抱成团,不允许其他种族――他的词汇是“文明”――跨进来,在内部则决不允许文化多元主义,要搞文化“清党”,以抑制非白人移民有可能从内部进行的破坏)对白种人所独占的资源提出分享要求及对白种人的压倒性霸权提出挑战的可能性十分忧虑。西方人在他们主宰世界的最近几百年中,对于其他种族或文明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次变化:最初他们是对其他种族采取武力上灭绝的态度――这在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得最明显;后来是认为西方文化是普适文化,希望其他种族在文化上皈依西方,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已经成功了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最近,而且仍为许多西方人所信奉;但在最近十几年中,西方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于非白种人分享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如移民实际上就是对于土地资源的分享――的前景十分忧虑,他们不再要求,甚至拒绝非白种人皈依西方文化,他们的口号是: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适的,并不比你们的好,我们不要你们加入,你们离我们远一点,呆在你们自己那儿――我们不是还给你们剩了点资源吗?亨廷顿,还有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最近它在法国得到了极大的公众支持)等都是这种态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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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的,亚洲的市场是难啃的核桃;是的,他们确实在文化上与“我
    该不低于参与欧洲事务的水平。事实上,我们沿着让亨廷顿如此之担忧的
    外交政策发号施令。我们千万别这样[33]。
    [33]Bill Powell:“The Clash of a New Order”,Newsweek,Dec 9,1996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则世界不大可能沿着“文明”乃至国家的断层线去作无谓的“冲突”;如果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呢?单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断层线应该画在什么地方呢?笔者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34]。
    [34]石中:“未来的冲突”,《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
    西方发达国家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按以下三条标准划线。
    1.已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列强),会被划进圈内。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
    我们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亨廷顿的那个“文明战争”的场景,会发现亨廷顿的阵线大致是符合这几条标准的。在当今世界上,也许中国,还应包括整个华人经济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因此,中国,包括台湾,将是“文明战争”的“首恶”,而根本不管“儒教文明”是否还真的存在。在亨廷顿的场景中,日本被划出西方圈子而归人中国阵营,虽然不符合上述标准,这大概是亨廷顿――也代表一部分美国人――的生物学内驱力在作怪了,但亨廷顿在《未来的冲突》一书的其他部分及其他文章中对日本是网开一面的。对于黑非洲,亨廷顿认为只有在大国打得两败俱伤时它才有可能去“prey on”(掠食)欧洲,否则也是没有什么担忧的。亨廷顿在该书另一处还提到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极其反感、惧怕,对于非洲的非阿拉伯人却并不惧怕也不反感,这恐怕是因为黑非洲是符合我提出的上述第二条标准的。只有伊斯兰不完全符合上述的从利益出发的标准。
  
  
    在信息时代,全人类跨地区、跨文化的大规模频繁交流的一个结果,必然是抹去历史上大的文明断层线――只有对于伊斯兰文明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其他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则很难保留下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的崛起,但民族主义的崛起往往不是为了保留文化特性,而是为了保护其族群的利益。它有时也会打起“文化”或“文明”的旗号,然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往往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旗号甚至连作为手段都不屑一顾,90年代调现代化而不是强调伊斯兰文化,如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皆是如此。在其民族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中存在着相当紧张的关系[35]。即使是极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你也很难说他们的行为纯粹是出于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而没有政治、经济、利益、种族、战败的屈辱感等种种其他因素的影响。
    [35]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从大的线条说,信息时代的世界是在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而暗淡。就其内容而言,这个现代文明的主要色彩是西方的,但其他文明也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了这个统一的文明。从更细的线条说,信息时代却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宗教,如佛教等,以及新的宗教流派、哲学思想等开辟了新的空间。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有一节题为“大分化的到来”,并预测:“极端激进主义者(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极端激进派)的信仰在下个世纪将可能更像是佛教,而不是传统的基督教。”[36]
    [36]《牛津基督教史》,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535页。
    信息社会将打破原有的大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对于思想传播的垄断,大大促进弱的、小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的思想扩散。信息空间所能容纳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思想流派的数量将大大超过以往。其结果是将在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伸展出大量的、但是细小的宗教、文化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将穿越种族、国界等各种边界,当然也将穿越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明”冲突呢?我们现在还很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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