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多样化中国仍是重灾区

  来源:《经济》杂志

  “跟以往相比,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涉案金额较大。”陆燕说。据统计,过去10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高达690余件,涉及金额400亿美元左右。2012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中国数据卡(又称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简称WWAN)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此次调查涉及我国1000余家企业,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该行业龙头企业华为及中兴均被牵涉其中。而2012年仅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300亿元。
  此外,绿色贸易壁垒也不容忽视,例如美国在2009年6月提出的“碳关税”,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措手不及。“一旦绿色贸易成为主流,发展中国家如不改造升级求变,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发达国家标准拒之门外。”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博士后徐岭指出。2012年5月15日,欧盟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再次发出警告,中国航空公司如果在6月中旬前拒绝透露2011年的碳排放量数据,欧盟将对相关航空公司采取惩罚措施。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以“碳关税”和气候变化问题为筹码,向我国发起的又一轮施压。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可能将面对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下滑21%。

  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在美的经营、投资活动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提出停止购买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的建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蓝庆新教授告诉《经济》记者,“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设置贸易壁垒。”对此市场研究公司扬基集团(Yankee Group)分析师宙斯・克拉瓦拉(Zeus Kerravala)则表示,如果美国真的开始抵制来自中国的网络设备,那么不久之后就会完全没有网络设备可用,因为美国市场上重要的通讯企业思科和阿尔卡特-朗讯都把大量零部件生产工作外包到了中国大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抵制中国企业,美国放弃采用性价比极高的中国设备,虽然暂时保住美国市场免受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此举伤害美国国民的福利。“同时,封杀行为也势必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使得美国的市场环境受到质疑,将对美国的外来投资带来不良影响。”蓝庆新指出。
  就在美国、欧盟先后向中国光伏产品举起“双反”大棒之后,作为光伏产业新兴市场的印度,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国内光伏企业无不担心,印度的“双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导致巴西等新兴国家市场纷纷效仿,导致中国光伏企业在全球遭遇全面围攻。因为巴西在贸易方面一向紧跟美国脚步,而印度和巴西目前已成为中国光伏企业热捧的两个新兴市场,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将会导致投资环境凶险。从价格来看,印度本土产品比中国产品贵10%左右,而欧洲产品则要比中国产品贵30%左右,若大量采购欧洲光伏组件,则意味着印度政府需要增加大量财政补贴,这显然不切合实际,也不利己。
  中国外贸何以遭遇“群殴”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至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为保证产业和就业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继推出各种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措施,导致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事件明显增多。《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也指出,2012年二季度开始,欧债危机急剧恶化,主要经济体消费、投资增长减速,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
  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法律研究的肖志刚律师告诉《经济》记者,“1999年,在中国与美国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之时,美国始终坚持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根据协定规定,在15年内,当涉及中国的进口时,美国都可以应用‘非市场经济’方法处理反倾销案件。”按美国《反倾销法》的有关规定,确定“非市场经济”出口国的公平价格与市场经济出口国的方法不同,实行的是所谓“替代国价格方法”。也就是由美国从市场经济国家中选择一个被认为是可类比的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以其相应商品价格,或生产相应商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作为公平价格的依据。由于替代国的选择是由美国单方面确定的,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就导致了贸易的不公正。例如在美国对华光伏“双反”案件中,选取的“替代国”是泰国。而泰国的光伏产业规模相当小,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并非真正意义上可与中国类比的国家,这一选择就可见美国主观抵制中国的情愫。以泰国为参照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光伏产业背负了31%以上的“双反”税率。
  通过诸多案例的分析,记者发现对于贸易摩擦我们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长期以来,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但一些中国企业行为不规范,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出口时本国企业间互相杀价,恶性竞争,给国外以反倾销的借口。还有,中国商品出口过分集中于某些国家和地区,中国约有 80%的出口产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在市场过分集中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类别和数量急速增加,与一些国家鼓励进口原料性产品、限制进口工业制成品以及保护本国工业的经济政策相矛盾,从总体上决定了中国出口商品被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机会增多。此外,在出口贸易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出口企业并未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办事,更多采用纯商业化的竞争手段,只看到商业上的短期效应和市场容纳性,很容易导致进口国有企业的发难。
  积极应诉,可能挽回败局
  “反倾销法规定,在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时,被控方有申辩权和诉讼权,如果能够积极应诉,尚有可能挽回败局。”肖志刚告诉《经济》记者。但是当前的普遍现象是,我国涉诉企业大多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愿意积极应诉。从而带来的结果是以“不合作条款”为由单方判输,不战自败。中国企业不积极应诉的主要原因包括:高额的诉讼费使许多企业望而却步;有些企业心存侥幸,指望其他企业或行业、商会应诉,自己搭顺风车;对应诉结果不抱希望或对失去小市场无所谓,转移别国市场。所以要有效应对贸易壁垒问题,中国的企业要先行动起来,抛弃“一人放炮大家听响”的心理,增强法律意识积极应诉。“当然,中国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也不能把价格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惟一切入点,要注重优化产品结构,使价格、品牌、质量、文化等因素融会贯通,使产品更饱满、更完善地进入海外市场。”肖志刚强调。
  “鉴于费用开支巨大是企业放弃反倾销应诉的主要原因,为防止避免某些出口企业因无力承担应诉费用而应诉不力或拒绝应诉等情况,可参照国外的做法,建立反倾销的应诉基金。”肖志刚指出。在基金的建立过程中,可由行业协会依据各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并指定专门机构或海关收取,建立起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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