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代化的反思——摘自三联生活周刊《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转载)

  现代性危机与民族主义
  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比比皆是。1914年来临前,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如同一道灵光,醍醐灌顶。在斯宾格勒这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象征被编制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像中加以说明。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1913年,德国电器公司的监事会 、德国经济的核心人物――瓦尔特?拉特瑙出版了他的《精神力学》一书。在书中,他强烈警告,技术与机械化对纯真和“心灵国度”的危害。1923年,这位主张和平与妥协的工业巨子在签署了《拉加洛公约》后,被狂热的右翼青年刺杀。也是在1913年的那个世纪之夏,恩斯特?云格尔决定去非洲寻找“失落的花园”,以排解“步步侵入我的身体的无聊这剂致命毒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大门前瞻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慨道“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人”,这些感慨后来顺其自然地成为《追忆逝水年华》;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运动”一分子的沃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的一本杂志上写道:“漫游、庆典服装、民族舞蹈不是最终的,而且――在1913年――还无关精神。这年轻一代还没有找到他们先天的、必须憎恨的敌人。”路德维希?迈德纳在着魔似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描摹恐怖的末日幻景;从罗伯特?穆齐尔到托马斯?曼、从卡夫卡到乔伊斯,都曾在日记中吹嘘某次成功在午夜前上床睡觉。唯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受那种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
  在欧洲统治者和惊恐的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开始于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定了巴黎公社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政治大众化的时代来到了。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事实上,当时欧洲社会的上流阶层,对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已经有深切了解。法国严肃言论的堡垒――《时代》和《两个世界杂志》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英国保守党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出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潮流淹没的感觉”。不安的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17军团的兵变;贝尔法斯特、利物浦和都柏林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巴塞罗那的“悲剧周”……它们是社会脆弱程度的征候。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供开拓操纵,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主动出击,便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也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在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民族主义的热忱,树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反过来,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当中。当时的各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在世界大战到来前分别进行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从公立教育制度,到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
  帝国的骄傲与鼎盛的无常加剧了某种预感,吉卜林,这位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和尼尼微和泰尔一般!”即使是勤奋工作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霍布森就有这种看法:“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欧洲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品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1909年,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的著作《巨大的错觉》,成为世界畅销书。1913年,他又写了《给德国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扩展了他的观点。尽管巴尔干令人头疼的声音一再传到北方,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们都通过这位英国作家的书获得了安抚。安吉尔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断绝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经济网络外,在国际交流方面,特别是金融世界的联系,也使战争变得毫无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即使德国军方可能想和英国分个高下,“在德国国内也没有哪个重要机构能够避开严重的损失”。要是战争爆发,“整个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安吉尔的论述说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读完安吉尔的这部著作后,曾在1913年宣言:“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大战永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的战争筹钱,企业家不会让它继续下去,政治家没有办法打仗。”不仅是安吉尔,所有人都被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鼓舞,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稳定、文明与和平大欧洲的概念。思想家如本杰明?康斯坦特、杰里米?边沁和亨利?德?圣西门等人,把发动战争的旧制度和革命比喻成苍老的嗜血老头,预测商人、律师和工程师会统治未来的新世界。卡尔?马克思也认为,资本获得了新权力,金钱将消解传统,连接世界,而最终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化身。
  1914年前的欧洲,人们不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流动。从1850年开始,国际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870到1915年,有3600万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约70%)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铁路网开始持续大规模扩张,世界扩展到了每一个大陆,跨过经纬度,将沿海地区与内陆连接起来,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海上航程从19世纪初期的三五周缩短到19世纪80年代的一周以内。自1832年莫尔斯电码发明之后,电报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英吉利海峡海底,早在1851年就有一条电缆将美国与欧洲大陆联系起来,经过10年努力,跨大西洋电缆于1866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铺设成功。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也很快连通,电报线路在殖民帝国内部也建立起来,这样,整个世界都被连接起来。从1901年开始,无线电通讯就可以跨大西洋传输。此时,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恰好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一战”前的欧洲是一个经过40年和平,普遍繁荣的时代。一位欧洲人所回忆和眷恋的昨日欧洲充满了自信:“也许像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华美,人口一年比一年多。1905年的柏林已不能和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座首都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帝国的自负与焦虑
  以欧洲顶级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例。187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达到650万英镑,是排名第二的巴林银行的3倍,遥遥领先的优势一直到1908年也未被撼动。家族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信任,从1865到1914年,他们占据了伦敦市场上发行的政府贷款将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还控制着政府债券的发放。罗斯柴尔德既是伦敦金融城最重要的家族,也是在巴黎居于领导地位的几大银行集团之一。伦敦与巴黎负责经营银行业务的家族成员之间是堂兄弟关系。19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巴黎的堂兄弟一起,同戴比尔斯珠宝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合作建立了他们的矿业帝国(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石油)。据说,在1900年,其价值就达到了1亿法郎。“一战”前,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巴黎金融市场上最大的证券持有人,其投资组合估计有5亿法郎。即使到了190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若从中抽离部分资金,也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向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纽约都派出了自己的成员,建立了一个泛欧的、跨大西洋的国际银行产业链。
  正是金融界强悍的融资能力,催生了帝国膨胀的热情,人们却意识不到,这种帝国的膨胀正是战争孕育的动力。戴比尔斯钻石与黄金集团的创始人西塞尔?罗德斯,一个帝国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在他的非洲地图上用铅笔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画了一条线,准备修建未来的跨非洲大陆帝国铁路,从开普敦向北一路经过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跨过大湖与喀土穆,穿越尼罗河,最后到达埃及。他宣扬:“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在越来越广阔的世界角落居住,人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他的个人帝国野心背后,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他致信罗斯柴尔德公爵:“有你在我身后,我能做所有我说过的事。当然,如果你想法不同,我也无话可说。”尽管全球化和殖民地扩张之间联系不大,然而,政治和经济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第一阶段中,主要的金融中心都参与其中,其自我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全球性的,但又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从而表现出对其政府扩张性政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非常关键的,其价值体系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文化。弗兰德?罗斯柴尔德就曾说:“为英国国旗插上每个岛屿而欢呼,为插上喜马拉雅山的每个峭壁而喝彩,以及为插上亚洲的每座尖塔而喜悦……”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会员都粗暴地示范了国家主义。因此,1912年1月,在一场围绕安吉尔的《巨大的错觉》的讨论中,伦敦银行家协会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说:“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当战争在1914年8月真正爆发时,银行家和金融家即使反对,却无力阻止战争的蔓延,甚至他们的资本本身也卷入了战争――他们的资本与他们的政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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